网上有关“两晋的茶文化是怎样的”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两晋的茶文化是怎样的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一）巴蜀茗茶盛名，茶叶中心产生、转移：
在早期，我国两广地区，茶和皋卢是相通的。如刘宋时《南越志》也载：“茗，苦涩，亦谓之过罗。”这里应特别指出，在这一时期里，茶在我国中部和南部沿海虽然获得了某些发展，但是，当时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还是在荆巴和西蜀。如西晋张载的《登成都楼》诗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以及孙楚的《出歌》句：“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制茶技术上，如张揖《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茶的最早加工记载。《广雅》讲制茶，为什么要以荆巴为例？无疑，这是因为它们有代表性。
这一点，从这时有关文献中记及的茶叶产地也可看出。如《华阳国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纳贡；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腊”。《蜀志》载：“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又《南中志》也载，夷县“山出茶、蜜”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晋以前产茶的情况。荆楚的情况，《荆州土地记》称：“武陵县通出茶，最好。”此外，再就是刘琨给其兄子刘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称“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人们在经常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有些地方出产茶叶的药效，也已有所比较。这是晋以前我国文献中提到的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最早的茶叶出产情况。我们引述这些所要说明的，是这些产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荆楚二地；所以如此，显然是与这二地出产茶叶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的。
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较好的经济文化水平，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三国时，孙吴据有东南半壁江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而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还可从西晋时期《荆州土记》得到佐证。其载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说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全国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 南渡西晋之后，北方豪门过江侨居，建康（南京）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由于上层社会崇茶之风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推进。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不仅如此，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即常州，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业，也著名起来。三国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化了。
（二）茶叶蕴含文化内涵：
（1）儒教融入：以茶养廉、尚仁贵中等
在罗列了三国两晋上述茶叶情况后，我们透过这些零星史实，联系汉以前的茶史资料，多少也就能够朦胧看出，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系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如前所说，我国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历史虽然非常悠远，但是从文献记载来说，汉以前乃至三国的茶史资料十分稀少，以至对这时的茶，只能称之为是一种只流传巴蜀的区域性的简单饮料文化。至两晋以后，随着茶叶文化与我国各地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的进一步相会、相融和相互影响，也随着文献记载的增多，这才初步显示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的特点及系统。举例来说，由于士人愈来愈多的卷入饮茶行列，两晋时，不仅出现了《登成都楼》、孙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诗歌和出现了杜育《荈赋》一类专门描述茶的茶文化艺术，而且也为茶叶抹上了一层节俭、朴素、清淡廉洁的色彩，使茶叶文化多少注进了一些儒家“尚仁贵中”的基本思想。
（2）佛教融入
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随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广为传播，孕育中的茶叶文化，也自然地融进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关思想和文化内容。这一点，我们从陆羽《茶经》引述的《神异记》中的“丹丘子赠大茗”的故事，《食忌》关于“苦茶久食羽化”的传说，就可明显看出，这即是两晋时茶叶文化受道教文化影响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经》中也搜录有晋《异苑》剡县陈务?以茶祀坟获报的故事，《续名僧传》关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的记载等等。
前者一看即知，宣传的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国茶文化的联结。不过，这里需要补充句，在晋以前或我国茶叶文化早期阶段上，就佛教和道教对茶叶文化的影响来说，道教的影响可能大些和直接些。因为佛教虽说是西汉后期就传至我国，但其教义的“中国化”，还是后来禅宗兴起以后的事情。关于这一看法，有人可能会引“西汉僧人甘露师”植茶蒙山，来说明佛教与茶的关系比道教更早，其实蒙山茶的传说，现在好象与佛教有关，但开始可能是道教所编或僧道共编的故事，是晋朝以后佛教为和道教争夺肇创茶业的功绩所编织出来的。这等于两教在南北朝编造的《清净法引经》和《老子化胡经》等伪经一样，前者称释迦牟尼的二个弟子：一为儒童菩萨孔子，一为光净菩萨的老子；者则反过来把释迦说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来的弟子。
所以，关于蒙顶茶系西汉甘露大师（不管此大师是僧是道）手植的传说，纯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时的茶叶文化，除和儒、佛、道有所交融，在精神方面揉进了某些儒、佛、道哲学思想外，在物质文化方面，也较汉以前有了不少提高。如汉以前，我们无法知道其时是否有专门的茶具和以茶为礼的情况，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茶”二句，前一句古作“炰鳖烹茶”，不作茶作苦菜解，后面的具当然也非指茶具；后一句虽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阳去买茶，但是否用来祭神敬客呢？就不敢说了。但是，西晋时，如《世说新语》任育长至石头看到的“坐席竟下饮”；杜育《荈赋》“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等描写，这时不但明显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礼俗，而且这时对烹茶用水也已讲究，以至各地每个人对饮茶用具的产地和式样都有所推崇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举一些，但就上述几点，我们也能看出，这时我国茶叶文化的脉络，已油然浮现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晋朝是我国传统茶叶文化能可确定的形成阶段。
（三）饮茶阶层拓宽：
两晋时期，饮茶由上层社会逐渐向中下层传播。晋干宝《搜神记》：“夏侯恺字万仁，因病死，……如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荼饮。”这虽是虚构的神异故事，但也反映普通人家的饮茶事实。《广陵嗜老传》：“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竟买。”老姥每天早晨到街市卖茶，市民争相购买，这反映平民的饮茶风尚。
书法与汉文化的关系
下面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解答，从哲学发展的剖析到艺术影响，文字内容是从北京大学的一篇有历史时代针对性的艺术理论文献中进行重新整合摘录的，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哲学发展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美理念大体经历了三大层段的转换和变迁。从曹魏时代到西晋为发展的第一层段；东晋至南朝宋、齐之际为发展的第二层段；南朝梁、陈和北朝后期为发展的第三层段。
第一层段，是儒学的逐渐“隐退”和玄学的日趋隆盛。所谓儒学的“隐退”包含三重意思，一是在治学方法上，汉儒繁琐迂腐的章句之学逐步淡出，儒家经学走向了偏重义理的玄学一途。二是在学术地位上，儒学已不再是汉代那样为世人“独尊”的“显学”，而是走向了非主流化、非中心化和“边缘化”之途。三是在学术信念上，士人们渐渐疏离了以伦常名教、修齐治平为主旨的儒学，开始皈依以避世全身、精神超越为要义的老庄。这是一种学术信念、人生信念由外而内、由物而心、由伦理而性情、由名教而自然的重大转折。与儒学的“隐退”相反，以老、庄思想为基本内涵的玄学则崛然兴盛起来。它是一种以士人为主体而生成的新的话语权力，新的人生信仰，新的文化思潮。它以不重章句、象数、语词而重义理、内蕴、本质的全新的思维，以不重外物、伦常、事功而重内心、性情、超越的全新的理念。简言之，它是一种崇无御有、贵我轻物、主情超理、以内乐外的人格（自我）本位论体系。
第二层段，是佛学逐渐取代玄学而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佛学（主要是般若学）最初一方面处于比附玄学或“佛以玄释”的状态，一方面又是对玄学的某种扬弃和跨越。佛学也围绕着无和有、动与静、形与神、我与物、内与外等等玄学化范畴来思考和表述。但实质上，它对这些范畴的解释模式已大不同于玄学。它用“非有非无”、“有无一观”的话语策略，消解了在玄学“以无为本”、“崇无御有”的命题中所包含的无和有、我和物的差异和对立，从而在哲学上建构起了物我两忘、主客如一的审美自由关系。换言之，佛学是一种讲究有无一观、物我两忘、内外相乐、主客俱一的精神（心灵）本体论体系。
第三层段，在该时期一直处于“隐退”状态的儒学此时开始复兴，儒、玄、佛三家思想开始从对立冲突走向协调整合。儒学的复兴与寒门庶族的崛起是相联系的，因为 “寒门”、“布衣”阶层所研习信守的主要是儒学。同时，佛学到梁代，也由前代的般若学发展到涅盘学；以竺道生所提出的“涅盘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为标志，佛学义理从谈实相之“空”转到谈佛性之“有”，从偏于般若智慧的领悟转到偏重佛性真身的修持，从较多的学理性、超越性特征转到更多的信仰性、世俗性色彩，从而更加接近了儒学。范镇著名的《神灭论》，从理论上彻底清算了自魏晋以来就一直务“虚”尚“神”的社会意识形态，重新召唤着重“实”尚“形”的哲学文化精神。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提倡的是一种以儒归释，以佛佐儒的哲学。这一切，均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文化需求正在形成，那就是协调矛盾，折衷诸说，以在一种更高的综合层面上实现历史的飞跃。
下面具体来具体分析艺术特色的影响
魏晋之际，艺术美理念展现的是一种以“自我超越”为主题词的发展范式。所谓“自我超越”的涵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可以叫作自我人格的本体化，即在魏晋士人心目中，自我、个体、人性、情感等等与群体、社会、伦理等等相对峙的存在，应从有限个别的有为之域、物用之场中解脱出来，安置于至高无上的本体世界中。于是，作为个体的人，如何保持、实现自我的超然、性情的自得、人性的满足和生命的快乐，便成了魏晋士人们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成了他们所凝视的人生焦点和核心。实际上，自我人格的本体化，也就是实现了人格意识向自我、真情、生命、个体的回归，亦即钱穆先生所说的“个人自我的觉醒”。
东晋至南朝宋、齐之际，该时期艺术美理念又发生了重要的内涵转换，即生成了一种以“情灵摇荡”为主题词的发展范式。所谓“情灵摇荡”指文学应抒写情感心灵之意。“情”和“灵”在这里分别作为两个各有偏重的词。“情”指称性情、情感，“灵”则指称心灵、精神。个体人性、情感的充分张扬和内在心灵、精神的空前开掘，是“情灵摇荡”一词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也是这一阶段审美文化的鲜明特征。相对来说，主体内在心灵、精神世界的空前开发和自由扩展，更代表这一阶段审美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魏晋南北朝士人阶层在此前阶段实现了以自我为本位的“人格超越”之后，在这一阶段又进入有史以来以精神为本体的内心廓张时期，或者说步入一个空前地专注于“心灵自由”的时期。在现实背景上，魏晋之际那种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性情与伦理的尖锐冲突，到这一阶段已相对降温、淡化了，而同时，一种深入内心世界，廓展主体精神，追求情灵无限自由的文化欲求则日益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因此，主要不再是“情、理调和”，而是“心、物两忘”成为该阶段士人们所关注的审美核心问题。这一阶段，般若佛学逐步置换、取代魏晋玄学而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主流。一方面消解了玄学力图解决但仍未真正解决的主与客、物与我的差异和矛盾，建构了一种真正“物我两忘”、“情景交融”、“内外相乐”、“主客俱一”的审美关系，一方面则将魏晋玄学所标榜的“人格（自我）本体位”观念转换为佛学所崇尚的精神（心灵）本体论意识，进而大大开发了主体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这样一种主客关系和本体移位，适应了该阶段士人阶层的精神需要，进而促进了“情灵摇荡”这一聚焦自由心灵的审美范式的产生。
南朝梁陈和北朝北魏之后，该时期艺术美理念又出现新的变折，那就是开始生成一种以“合其两长”为主题词的发展范式。所谓“合其两长”显然表达的是对南、北两朝的诗歌创作走向综合的一种审美期待。“合其两长”的“两”，自然指的是南北双边之“两”。因为，无论是地域特色，还是文化语境，抑或是审美趣尚，南、北两朝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南朝偏重文采阴柔、讲究任情越理、推崇审美意味，而北朝偏重质直阳刚、强调以情从理、推崇伦理功能等）。这个“两”又不仅指的是南、北两朝，也同时指的是古与今、新与旧意义上的两方面。因为南、北审美文化之间那些横向地、区域性地展现出来的差异，实际上也正是魏晋以来所纵向地、历史地展现出来的新与旧、今与古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就“合其两长”的完整涵义讲，应既是南北之间的调和，也是古今、新旧之间的综合。这种“南”与“北”、“古”与“今”审美文化的大综合，就具体内容说，也就是魏晋以来崛起的以玄、佛为本的审美文化新潮（这种新潮在南朝获得深入发展）与两汉之际以儒学为主的审美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基本为北朝所继承）开始从冲突趋于调和。
? 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世人所认可，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书法就是我国从古至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 汉字书法为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 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书法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而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
中国书法史的分期，从总的划分，可将唐代的颜真卿作为一个分界点，以前称作"书体沿革时期"，以后称作"风格流变时期"。书体沿革时期，书法的发展主要倾向为书体的沿革，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展现往往与书体相联。风格流变时期的书体已经具备，无须再创一种新的字体。於是书法家就提出"尚意"的主张，"书体"已经固定，而"意"是活的，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作者的主体作用。
?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著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 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 近代经过考证，关於中国文字起源，一般认为在距今约5000、6000年左右中国黄河中游的"仰绍文化时期"，已经创造了文字。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先在河南绳汕仰韶村发现而得名的。近40余年，又陆续有许多发现。
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字，概括起来有三大类型，即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汉字则是典型的在表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 象形的造字方法即是把实物画出来。不过画图更趋於简单化、抽象化，成为突出实物特点的一种符号，代表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读音…… 我们的汉字，从图画、符号到创造、定型，由古文大篆到小篆，由篆而隶、楷、行、草，各 种形体逐渐形成。在书写应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世界各民族文字中独一的、可以独立门类的书法艺术。
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家有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王献之、赵孟頫、黄庭坚等，每一位都是影响时代的人物，书法更是影响了代代人，简单来说就是以书法为主要创作的艺术家。
? 第一位，王羲之，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广采众长，自成一家，不仅作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座极具象征性的丰碑深远影响着中国千年书法，还留下了大量的丰富多样的书法精品。
?第二位，欧阳询，唐朝著名书法家，楷书四大家之一，代表作《皇甫诞碑 》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欧阳询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笔力险劲，结构独异，后人称为“欧体”。
第三位，颜真卿，唐代书法家，中国古代楷书四大家之一，又与柳公权并称“颜柳”，被称为“颜筋柳骨”。创立“颜体”。《祭侄文稿》是唐代颜真卿追祭从侄颜季明的草稿，不计工拙，一气呵成，常常写至枯笔，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第四位，柳公权，唐代著名书法家，楷书四大家之一，代表作《金刚经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德碑》等。创立“柳体”。柳公权的书法在唐朝当时即负盛名，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
第五位，王献之，人称”大令“，幼年随父学书法，尤以行草著名，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为“二王”。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以《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帖”之一。
第六位，赵孟頫，是“楷书四大家”之一，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赵孟頫以真书、行书造诣最深、影响最广,代表作有《胆巴碑》、《洛神赋》等，世称“赵体”。
? ?第七位：怀素，怀素和尚，唐代书法家，以"狂草"名世，与张旭齐名，合称"颠张狂素"，史称"草圣"。他的书法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而法度具备。是继张旭之后，在中国草书史上承前启后的佼佼者，更是叱咤千年书法史的****。他的草书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文》《小草千字文》《四十二章经》《千字文》《藏真帖》《律公贴》《七帖》《北亭草笔》等。
第八位，黄庭坚，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主要代表作有《松风阁》、《经伏波神祠诗》等。且著有《山谷词》，其书法亦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人称“山谷体”。
第九位，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画家、书法家，苏轼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和蔡襄的合称“宋四家”。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
第十位，米芾，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米芾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书法以行书成就最高，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米芾存世书帖近六十幅，代表作有《蜀素帖》《德忱帖》《苕溪诗卷》等。
赵孟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成就最高的是书法和绘画，擅长行书和楷书。传世书迹有《洛神赋》《道德经》《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临黄庭经》、独孤本《兰亭十一跋》《四体千字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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